美麗新世界

改編自八零年代震驚韓國的奸殺案，當年韓國動用30萬警力，鎖定三千個嫌疑犯，花了十年依舊找不到兇手。
透過導演奉俊昊的改編，《殺人回憶》究竟要帶給觀眾怎樣的衝擊？
受害者和加害者又該如何在80年代末的韓國政治氛圍下得到正確闡述或明顯區隔？

將電影拉回大時代，《殺人回憶》利用徐潤泰、朴渡文和朴賢泰三人，也正好做了比例均衡的現實對照。徐潤泰無疑是新政府、新時代的象徵，他從韓國首都「漢城」前往鄉下地區，自然為當地帶來新觀念、新想法，而也自然會產生新衝突。無論真實案件在韓國發生時是80年代的哪一個確切年份，《殺人回憶》卻是從1986年的年底開始說起，過不久徐潤泰調到當地，時間差不多就是是象徵韓國民主化的總統盧泰愚新科上任的時間，也是光州事件可以被公開討論的新時代。

而朴賢泰在電影裡無論他真的有罪或無罪，他的態度與表現，那種沉穩與控訴，彷彿恰恰好就是國家公權力下的受害者。但是電影的各種蛛絲馬跡都將之遷往兇手的角色，因此他同時又背負著「加害者」的身分。二者合而為一，朴賢泰彷彿是國家暴力下的復仇者，運用冷靜與國家轉型地當下追討過往的傷痛。

相較之下，朴渡文則單純地多，他和鄒警官都是舊時代的極權代表，但在面對時代的變遷下，他們不得不進行政治轉型，也就是我們經常在集權轉為民主的國家體制下所能見到的「轉型正義」。像是在《竊聽風暴》裡我們看見的是「轉型正義」的不公，當年胡作非為的部長在柏林圍牆倒塌後，只要價值翻轉即能再度吃香喝辣。但是在《殺人回憶》裡，「轉型正義」卻像是矛盾的綜合體，它企圖在改朝換代、價值翻轉之後回頭來清理是非、分辨善惡、追究獎懲和責任，但卻因為歷史傷痕與失控的中央集體暴力，造成這股轉行正義出現破裂點。朴渡文是舊制度的代表，卻逐漸被新制度（徐潤泰）影響，行事風格逐漸轉型，因此在面臨暴力受害者時皆無法以新的或舊的價值觀處理。徐潤泰雖為徹頭徹尾的新制度表徵，但卻因過去的毒瘤未清而逐漸暴躁，這種躁鬱是任何亟欲「除舊佈新」的體制下都會面對的臨界點，因此才會爆發出在山洞口對著奔跑的朴賢泰開槍的畫面（這一目相信看過二戰集中營類型或講述共產極權制度電影的觀眾，都不會感到陌生）。

因小意外而導致右小腿被迫截肢的鄒警官，則象徵最傳統的，在轉型正義下轉型失敗的舊體制。截肢除了暗示著他過往未經思索濫用公權力的報應外，更明示著他將無法參與新體制下的未來決策。缺了一條腿的鄒警官可能繼續當警察（如同汰舊換新下的虛偽元首或失勢權貴），也可能放棄公職成為一般百姓（轉型失敗被迫革職的舊勢力），無論如何，他在《殺人回憶》裡可說是最風光一時卻也最不勝唏噓的人物形像。

故事至此，各種外力因素的牽扯下，受害者、加害者的角色頓時變得模糊不清。

最後，故事還是拉到了2003年，曾經有過熱血夢想的警察也轉行從商，畫面色彩開始變得柔和，色彩飽和度也比先前的畫面高。當他在度回到當年的案發現場時，面對黃澄澄的稻田，朴渡文本來只想要靜靜的完成他的回憶哀悼式。沒想到一個路過的女學生卻和他說前一陣子看到一個人，和他做了相同的事情，不過那個人說：「只是曾經在這裡做過一些事情，想回來看看而已。」女童聽見的自然是當年殺手的自白，但朴渡文再問她那人的長相時，女童只說:「長得很平凡，就只普通人的樣子。」無論女童述說的是那人身為韓國大眾臉的「客觀」長像，還是意指兇手就在我們之間，如今，真正殘留的只有扭曲慘澹的殺人回憶，卻弔詭地同時停留於警察和兇手心中。

無論是劇情、寓意、運鏡或情緒轉折，奉俊昊都拿捏掌握地相當優異。這不只是一部改編自社會案件的電影版玫瑰瞳鈴眼，還是韓國大時代下的痛苦縮影與法治體系下的悲哀，同時，這種借鏡譬喻也呼應了20世紀末期幾個從專制極權解放的社會國家，幽默、諷刺、前後呼應的巧妙和悲劇性的急轉直下，即使來自大家不熟悉的韓國，《殺人回憶》也絕對能夠引無數人的共鳴。